三、外患频仍,奸臣有了更大的表演舞台。
两宋采取的都是韬光养晦的基本国策。在外敌虎视眈眈的环境里,宋朝统治者不要说没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就是对咄咄紧逼的入侵者奋起一击的勇气都没有,他们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议和”,即“通过和谈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大宋的所谓“议和”就是实行“送去主义”,不断给外敌送钱送物,以求一时苟安。
宋真宗时的“澶渊之盟”就是整个宋代议和的缩影。一个貌似强大的国家,因为惧怕辽的威胁,以至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每年要孝敬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北宋末到南宋与金、元的“议和”除了输送钱物之外,还不断送去土地,最后将大好河山全部送完。
在宋朝,宰相主持内政外交,因此他们在“议和”的舞台上有足够的表演空间,也最有可能堕落为卖国求荣的大奸臣,秦桧、史弥远等多个宰相都亲自担任过议和使臣,其屈膝辱人之状,直叫人作呕。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保全自家的利益,可以任意出卖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秦桧和金国内外勾结出卖大宋王朝的斑斑奸臣劣迹尽人皆知,这里不再赘述。这里举南宋恭帝时宰相留梦炎为例。德佑元年,即公元1275年,留梦炎担任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并拜为右丞相,不久升任左丞相兼枢密使,总督诸路军马。
可就是这个宰相兼三军统帅,一面临阵退宿,称病不出,一面却和元军暗通款曲,密相往来,第二年竟公开降元。大宋王朝灭亡了,留梦炎不仅让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毫发无损,还从新朝的礼部尚书窜升至丞相,继续享受一人之下的威风。最可鄙的是,他变节后居然还毫无廉耻地去劝抗战名臣文天祥投降。留梦炎的经历最能解释许多身居高位的大奸臣数典忘祖屈身事敌的终极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