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三：菲律宾的两党政治，使政府更重视对日索赔的民意
实行两党制的菲律宾政府，在对日索赔问题上，对民意的重视，要远远超出台湾与大陆。台湾选择放弃索赔，主要出于国民党一党利益的考虑，民意丝毫未曾参与其中;大陆方面，在1971年，虽然有部分国人期待着“可以要求赔偿”、“人手可以得到一台电视”，但同样影响不了高层的最终决策。当然，当局就放弃索赔对民众也是有所解释的，周恩来曾制定过就赔偿问题向国民作说明的提纲，这一提纲被作为指示在各地传阅。1972年8月底，周恩来又指示外交部起草《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并向群众做口头宣传和解释，要求大城市在9月20日前、其他16个城市在10月以前做到家喻户晓。这个宣传提纲强调说，“一些干部群众见到太阳旗就满腔愤慨……但是，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过去的侵华罪行不能由日本人民负担……要从大局出发，理解邀请田中访华的意义，认真准备，做好接待田中一行的工作。”但这种解释性的工作，与民意参与决策，还有不小的距离。
菲律宾则不然。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不得不把对日索赔问题当作自己吸引选民的重要工具;国会议员们为了继续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必须在对日索赔问题上迎合民意。1953年11月菲律宾大选，赔偿问题成为两党关注的焦点，反对党国民党提出“不赔偿，毋和平”的口号，其结果是国民党在行政和立法机构中全部胜出。由此可见菲律宾民意之所在。这种民意与政治的互动，无形中强化了菲律宾政府的强硬立场，也增加了其在与美、日谈判中的砝码。
